豬價漲怪環保？專家：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政府，越愿意擴大禁養區

發布日期：2020-01-15 15:20:14 來源：互聯網

環保“一刀切”問題如何解決?豬價上漲為什么不能讓環保背鍋?

12月末，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在北京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回應系列熱點問題。

吳舜澤先后任中國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環境保護部規劃財務司副司長、環境保護部改革辦副主任、垂改辦副主任，見證了中國生態環境領域近些年的改革和實踐，并參與了諸多規劃和政策的擬定。

2019年以來，豬價上漲是全民關心的話題，“環保要求的限養禁養政策”是否和豬價上漲有關，也是備受爭議的話題。吳舜澤回應了關于“豬價上漲和環保的關系”的熱門話題，也談到了近年地方在環保實踐中面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吳舜澤認為，地方打著環保的旗號，用環保的名義推動其他方面的整治的時候，地方政府認為往往可以站在一個道義的高度，可以把自己背后不好說的因素、可以搭車加碼的因素都放在“環保”這個筐中。

“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環保會背鍋?這倒不是推卸責任問題，最主要是擔心開錯了藥方，影響了后面針對性政策的出臺。”吳舜澤說，越是經濟發達，越是用地緊張的越愿意擴大禁養區的劃分范圍，環保因素不是造成“無豬市”、“無豬縣”的原因，生豬養殖對地方政府沒有稅收貢獻、占地大、防疫壓力大等等因素，才是地方政府真正動機。

豬價上漲和環保的關系

《21世紀》：最近關于豬價上漲的原因有很多聲音。也有一種聲音提到“環保禁養區是豬價上漲的主要原因”，對這個問題你怎么看?

吳舜澤：這是最近流傳比較多的錯誤觀點，說環保禁養區政策導致2019年生豬產能大幅度下降、生豬價格的大幅度上漲。

環保很容易成為一個宣泄口，一些辦不下去的事情往往打著環保的旗號推進，出現了問題也往往拿環保說事。生豬產量減少是多方面問題導致的，比如疾病(非洲豬瘟)、土地問題、豬周期的影響，而環保禁養對豬肉價格上漲的關聯非常弱。

早在2001年，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就已對禁養區范圍作出規定。2013年制定出臺的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和2015年修訂實施的畜牧法，進一步明確了禁養區要求。 我全程參加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編制技術工作，2015年國務院發布實施，要求依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等法律法規劃定禁養區。2016年，原環境保護部與農業部聯合印發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明確禁養區范圍由縣級以上政府依法劃定，禁養區僅對規模化畜禽養殖場進行限制。 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基本完成禁養區劃定工作，其中21個省份由農業農村部門牽頭，10個省份由生態環境部門牽頭。這些基本情況是依法依規的過程，對全國水環境質量改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提質增效都起到了十分積極作用。

按照誰劃定誰負責的原則，農業農村部和生態環境部聯合對禁養區進行排查，農業農村部負責21個省，生態環境部負責其中10個省，排查發現：(1)依據畜牧法畜禽污染防治條例劃定的禁養區5.3萬個，占禁養區數量一半左右，關閉搬遷涉及存欄量占全國總存欄量的4.1%。我國生豬存欄量隨周期波動比較大，4%是正常的波動范圍;(2)還有不少禁養區是依據動物防疫法、城鄉規劃法、文物保護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劃定的，約占全國禁養區數量的四分之一左右;(3)還有一類是依據地方性法規劃定的禁養區，占全國禁養區1.7%，(4)無法律法規依據劃定的禁養區1.4萬個，占全國禁養區的14%左右，關閉搬遷涉及存欄量555.6萬頭，占全國總存欄量的1.3%。

總得來看，由于禁養區劃分導致對生豬產能的影響是有限的，禁養區的劃分并不是造成生豬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為什么呢?第一個時間上對不上，禁養區劃定等工作在2017年基本完成，而全國生豬存欄量2018年達到最高峰，2019年才開始大幅度下降;第二個是數量上對不上。10.01萬個禁養區，關閉搬遷涉及存欄量3895.6萬頭，因異地重建增加了存欄量694.2萬頭，兩者相抵，實際凈減少生豬存欄量3201.4萬頭，占2018年底總存欄量的7.5%。而2019年上半年甚至有的月份生豬存欄量就減少兩三千萬頭，數量上差距太大。

“無豬縣”本質是經濟驅動

《21世紀》：那么禁養區擴大化是怎么回事?

吳舜澤：環保已經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禁養擴大化、用力過猛”的借口。環保就像一個筐，什么問題都能夠裝在筐里。但是我們分析可以發現，有些問題在實質上并非環保的問題。禁養區擴大化的現象是有的，但無法律法規依據劃定的禁養區涉及存欄量僅占全國總存欄量的1.3%，大部分禁養區是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依法劃定的，必須要嚴格清理到位，目前清理效果也不錯，但因環保造成禁養區問題不是生豬產量恢復的主要著眼點。

對于養豬來說，很多地方提出了“無豬市”“無豬縣”，這種地方多以土地價格高的東南省份為主，其提出的“禁養”本質上是經濟驅動，養豬占地大，無稅收，對地方財政貢獻相對小，對地方貢獻遠不如工業園區企業。

可以看出，非洲豬瘟、豬周期，再加上多種因素造成地方政府和企業養殖性下降，才是導致生豬存欄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調查發現，過去企業對疫情看得比較重，多個養殖場因感染非洲豬瘟或疑似豬瘟對生豬進行全面撲殺;很多中小養殖場戶擔心感染豬瘟，紛紛提前清欄處理，缺乏補欄意愿;生豬養殖風險高，保險公司不愿在疫情發展期間開展生豬保險業務，進一步加劇后續影響。從另外一個方面看，養殖企業反映的第一位原因是豬瘟疫情引起恐慌性拋售，對生豬產能影響較大;第二位原因是仔豬母豬價格過高，補欄資金壓力大;第三位原因是養殖用地難，資金缺乏; 第四位原因才是環保要求較高。

因此，只有把正確原因找出，才能有效增加生豬產能，恢復生豬供應，穩定生豬價格。我覺得最近這方面做得很好，抓到點子上去了，也一定會很快見效，市場情緒已經趨于穩定。

讓環保背鍋開錯了藥方

《21世紀》：為什么說環保會成為“背鍋”的宣泄口?

吳舜澤：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環保會背鍋?這倒不是推卸責任問題，最主要是擔心開錯了藥方，影響了后面針對性政策的出臺。

應該講，禁止養殖區不僅僅是環保一家的，十萬多個禁養區，涉及45%存欄量的禁養區是因為環保因素劃定的，更不是環保部門一家劃定。地方政府不僅出于環保需要，還綜合甚至更多地考慮了城鎮化發展、動物防疫、文物保護、基本農田、河道管理等多種因素劃定禁養區。越是經濟發達，越是用地緊張的地方，越愿意擴大禁養區的劃分范圍。這個可能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但是社會上也說起禁養區就直接說生態環境部門。因此，環保因素不是造成“無豬市” “無豬縣”的根本原因，生豬養殖對地方政府貢獻少、占地大、防疫壓力責任大等等因素，才是地方政府真正動機。

既然不是環保因素造成的問題，為什么還要說環保，這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思考的問題。我以為，打著環保的旗號，用環保的名義推動其他方面的整治的時候，地方政府認為往往可以站在一個道義的高度，可以把自己背后不好說的因素、可以搭車加碼的因素都放在“環保”這個筐中。這些年我們發現一些地方政府想“一刀切”地干一件事情，想三年任務兩年完成層層加碼級級提速，最愿意用環保的由頭說這個事，這是造成環保背鍋的重要原因。這實際上把一些具有附帶環保效益的其他領域該干或者不該干事情都推給生態環保，把造成不好經濟社會影響的事情也推給生態環保。